一次普通的整形手术，在引发了当事双方激辩的同时，背后隐匿的真相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2010年1月份，辽中县的武先生在经历了一次外生殖器整形手术之后，以手术失败为由，向当事医院提出200万元的巨额赔偿要求；而院方则认为，手术非常成功，武先生不采取正当的法律手段维权，而是以“江湖手段”三番五次来医院“闹腾”，是典型的医疗“碰瓷”行为，他们已向警方报案。

　　一场简单的医患纠纷，缘何演变成互不相让的僵持局面？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到底是“性福”维权还是 医疗“碰瓷”？

　　索赔200万元

　　最近一段时间， 28岁的武先生颇感郁闷，他说，下体不断传来的疼痛让他每天只能依赖酒精才能正常入睡。武先生是辽中县人，2010年1月7日，他在沈阳市博仕男科医院做了生殖器整形手术。最终，武先生与院方谈妥了2.25万元的手术费。因为武先生当天无法缴齐手术费，院方同意“先手术后付费”，并为武先生先行进行手术。

　　经过一个小时的手术之后，武先生满意地走下了手术台回到了家中。不过，20多天后，武先生觉得手术部位开始疼痛，并有肿胀的感觉。当武先生回到医院拆线的时候，他从医生那里得知，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用于手术的材料会有一个被人体吸收的过程。医生建议武先生每天坚持泡澡、促进吸收。不过，在一个月之后，武先生却说他的症状没有任何好转。

　　这时，武先生再次来到了沈阳博仕男科医院，他从院方得到的答复是，用于手术的材料有部分被人体吸收。院方答应为其进行二次手术，取出人工真皮。但是，武先生却并不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武先生说，手术至今，他根本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每次都特别疼，已经基本丧失了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

　　9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沈阳博仕男科医院进行调查采访，与此同时，武先生也来到了医院。在沈阳博仕男科医院的会议室内，武先生与沈阳博仕男科医院的院方代表就他认为“失败的手术”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博仕男科方面认为，既然武先生提出了“手术失败”，那么目前当务之急应是为武先生进行二次手术，取出植入的手术材料以缓解武先生所说的疼痛、肿胀等症状。为了表示诚意，博仕男科方面还提出了可以负担武先生二次手术的费用，甚至可以由武先生自由选择其他医院进行手术。

　　但是，武先生并不接受，而且也不愿意通过卫生主管部门投诉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始终表示要以他“个人的方式”一直向博仕男科索赔下去。武先生说，因为外生殖器勃起之后无法正常弯曲，继而导致影响他的“性福”，他已经丧失了男性的尊严。

　　沈阳博仕男科医院方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生殖器整形手术现阶段很普遍，也不是什么医学界无法攻克的难题，现阶段的手术办法就是向男性外生殖器内植入硬蛋白，而因为硬蛋白非常接近人体组织，所以会被人体所吸收，也就可以达到整形的效果。“从目前国内外已知病例来看，还从未发现这种手术有过副作用的情况发生。”

　　在人们普遍的想法中，遇到医疗问题，一方面患者可以通过卫生系统来进行医疗鉴定进而获得赔偿，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武先生却并没有选择这两种办法，而是直接向沈阳博仕男科医院提出了200万元的巨额索赔。而且，武先生还向沈阳博仕男科医院表示，如果200万元的赔偿无法获得，他就会把这件事散播出去，“你们要不给这200万元，到时候你们就得花1000万去摆平。哪多哪少，你们自己可以衡量。”武先生再次向院方强调，只要200万元，除此之外一切免谈。

　　医院报警

　　在差不多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武先生除了反复提到那次“失败的手术”所带来的种种不理想之外，几乎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围绕“院方是否会同意支付200万元赔偿费”的话题来进行。最终，在院方的提议下，武先生同意进行复查，不过他强调：“你们可以告诉我任何结果，你们可以说我没有任何毛病，甚至你们说我压根没在你们家做手术都行。但是，话我放这儿，我之前已经给你们医院录像了，到时候我复制1000张光盘，就在你们家门口发，让更多的人来同情我。到时候绝不是这200万元的事了。”

　　经过检查之后，院方表示：“从我们现在的检查结果来看，从外观、结构等判断，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手术，而且现在恢复得非常好，就是一个正常人，不会影响到正常性生活。”院方告诉记者，如果武先生对这个结果感到怀疑，可以到任何一家权威医疗机构进行鉴定，所有的费用由院方承担，“但是，他并不接受这个建议。”

　　对于沈阳博仕男科医院方面的建议，武先生并不接受：“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说什么都行，哪怕说我压根没在你们家做过手术都行。但是我还得再告诉你们，我把那些碟发出去之后，肯定会有人同情我的。”

　　昨天，记者致电武先生，就事件的来龙去脉再次进行了采访。对于沈阳博仕男科医院，他表示还是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权。

　　对此，辽宁奉天诚信律师事务所的栾律师表示，如果患者遇到医患纠纷，完全可以到卫生系统进行鉴定，如果在调解不成功的前提下，还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如果产生过激行为，极有可能触犯到相关法律法规，继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武先生坚持自己的维权方式——不去医疗机构鉴定，不去法院诉讼，这种做法引起了沈阳博仕男科的质疑，“一切鉴定费用我们出，我们也建议他去告我们，只要别天天来医院闹就行了，可是他不同意，就是要200万元，这不就是典型的医疗‘碰瓷’吗？”


　　武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的“性福”维权，院方认为这种维权方式无异于医疗“碰瓷”。双方僵持不下。昨日，沈阳博仕男科医院向警方报案，院方认为武先生的方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的行为，影响到了医院的正常运行。

　　纠纷升级

　　事实上，由简单的医患纠纷上升为治安案件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早有发生。公开报道显示，早在今年年初，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就发生了一起因为医患纠纷继而演变成的暴力事件。当时，包括患者本人以及亲属，有10人冲进了该医院的急诊室，不但对那里的大夫拳脚相加，而且还将急诊室砸了个精光。最终，差不多两三个小时过后，那里的大夫和护士等人，才把急诊室内的桌子等归位，而被患者家属打砸的消毒用玻璃器皿等也重新准备好。不过，暴力事件过后，医院急诊室已经不能继续为患者诊疗，而被打致伤的大夫也只能被送到临近的医院诊治。而事件的起因，则是因为患者有发热的症状应到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不愿意到发热门诊。

　　为了防止医患纠纷升级，进而演变成治安案件，沈阳市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曾经做出过种种努力，其中就包括不久前备受争议的“医院聘警察当副院长一事”，共有27家医院聘请了这样的“民警副院长”。这一事件虽然后来被紧急叫停，但依然从参与医院的热情和数量上反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到底应该怎样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和渠道？

　　在7月2日举行的“民警副院长”受聘仪式上，沈阳市卫生局局长王一兵介绍，2009年沈阳市直医院共发生152件治安案件。

　　事实上，因为医患纠纷处置不当上升为社会治安案件的事例在全国各地也时有发生。今年6月23日零时15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金志春在办公楼下，被一位患者家属刺中胸部，伤口距离心脏大动脉3厘米，当场休克。事发前，双方曾就一起医疗纠纷进行了11小时的协商，未达成一致，于是患者家属恼羞成怒，持刀行凶。

　　医疗“碰瓷”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发生的医疗“碰瓷”情况也不在少数。根据桂林晚报的报道，在今年的1月28日的中午，一名满脸痛苦的男子来到了当地一家私人诊所，并主动要求输液。可是，当诊所的大夫为其诊治时，却发现这名男子的血压等都未发现异常。但这名男子就是要求输液，无奈的大夫只能为他打起了消炎点滴。

　　10多分钟过后，这名男子突然“昏倒”了，诊所的医生和护士赶紧停止点滴。但是，就在人们准备将这名男子送往大医院时，他却突然醒了过来，并马上给亲人打电话……几分钟过后，七八个男子冲进了诊所，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医生就是一顿破口大骂，并提出了2000元的赔偿要求。最终，诊所医生选择了息事宁人，掏出了2000元。就在今年2月1日，位于该诊所附近的另一家私人诊所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不过这家诊所却选择了报案。最终，警方发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医疗“碰瓷”团伙。而警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开诚布公地表示，就是当事人“息事宁人”的态度纵容了这些犯罪分子，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沈阳一家民营医院院长苏女士告诉记者，其实现实中发生的“医闹”或是医疗“碰瓷”事件要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医院其实最怕声誉受到影响，很多时候明知己方无错也只好自认倒霉，最后花钱息事宁人。”

　　她告诉记者，其实很多事件的背后就是专门有人指使，甚至一些患者“家属”还是花钱雇来的。她告诉记者，以前她在兰州的时候，就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那时，包括被担架抬来的患者本人以及10多名患者家属，将医院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医院的正常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都不用说科室正常工作了，连我们的工作人员想出入大门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儿。”回忆起这次事件，苏女士至今心有余悸，“作为医疗单位的我们，很难避免出现事故，但是既然已经无法挽回，患者还是可以通过与我们或是卫生部门沟通，哪怕是到法院起诉来解决问题都是可以的。”

　　然而让院方失望的是，虽然根据事后卫生部门以及法院方面的裁决，院方并没有过错发生，但是患者不理智的行为还是发生了，“这起事件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因为太多的百姓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只是听到了患者一面之词，再就是看到了我们医院被围攻的场面。”苏女士说，那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最终使得她所经营的那家民营医院无奈撤离。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目前每年发生在国内的医患纠纷已经达到了百万件之巨，其中就有部分为医疗“碰瓷”。而且，还演变出了专门以医疗“碰瓷”为生的“碰瓷族”，而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小型医院或者是美容院。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有一些患者专门找到小型医院或者是美容院，要求做类似于隆鼻、隆胸、祛疤这样的整形手术。往往，他们都会在术后不久找到医疗机构，并以“不满意”或者是“留有后遗症”为由，向医院、美容院索取数额不等的赔偿。曾经就有一位东北某地的女士，在5家医院做了4次相同的隆胸手术，最终“碰瓷”成功的她，竟然得到了数十万元的赔偿。此事一经传播，效仿者马上蜂拥而上。

　　谁来做第三方？

　　公开报道显示，2009年8月3日，福建省南平市成立了“医患矛盾调解中心”。南平市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机制”——调解中心设在司法局，由公安、司法等官员担任调解员，一旦发生医患纠纷，他们马上赶到现场，封存所有病历并复印一份交给患者家属，请其和医院一起到调解中心解决。这里的关键要点在于，平时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患者病历，而医院方面往往在发生问题后，一下子把病历收藏起来，根本不让家属看，这样一来，家属不管你是不是改动了病历，都会认为你把病历修改了——修改成有利于医院一方面。


　　调解中心把病历原封不动交给家属，首先赢得了信任，对调解双方占据了公平的先机。他们还成立了上百人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医患双方自行指定调解员和鉴定的医学专家。这个中心成立近一年来，未出现一起“医闹”事件。医患纠纷数量也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0%以上。

　　对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升级为“医闹”或“碰瓷”的治安案件问题，辽宁奉天诚信律师事务所的栾律师表示，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角度来讲，并没有针对此的具体条文来认定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医疗纠纷。但是，对于武先生这种不走卫生部门调解系统，也不到法院起诉的做法，她认为还是不妥的，“人们应该相信法律的公正性，也应该相信相关职能部门，只有这样，患者才能够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实际上，在大多数的医患纠纷事件的背后，更多反映出的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一家市属医院的主治医生王伟告诉记者，眼下多数患者对医生的抱怨已经造成了医患关系不和谐。他说，因为工作压力大等原因，现如今确实出现了一部分医生不善于与患者沟通，致使医患之间的信任度下降，也造成了双方关系的紧张。他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就发现一位患者在诊疗期间经常自觉不自觉地看他的背包，而且表情还非常不自然。后来，在为这名患者成功诊疗后，那名患者才告诉了他真相。原来，他就是担心大夫不认真而导致他无法及时康复，所以就在背包中安置了偷拍机，以备今后的“不时之需”。

　　另一次，王伟还遇到了一名有着奇特要求的患者。王伟每向患者开具一次诊断，那名患者都要进行认真的记录，并要求他签字确认。而这样做的目的，则几乎与此前说到的那名患者的目的相同。

　　沈阳一家专科医院的麻醉师周先生也向记者说到了类似情况的发生。不过，他并没有埋怨患者，“我还是认为大部分的医生是有相当的技术水平的，误诊或是漏诊的情况并不多见，患者理应信任医疗机构，而这也是医疗机构能够信任患者的先决条件。”

　　为何要“闹”？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告诉记者，目前医疗机构解决纠纷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每家医院都有医务科和纠风办，问题反映上来或者家属大闹医院时，一是协商补偿（谈价钱），二是请医学会做鉴定，三是到法院打官司。“通常情况下，各家医院都会有医务科，患者完全可以将自己遇到的问题光明正大地反映给院方。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协商补偿或是请医学会专家来做鉴定。最终，如果双方没有达成意向，还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她还说，无论是找媒体，还是沿街发放传单、光盘，背后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患者往往认为医学会的专家与医院是“同谋”，不会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张思宁认为，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进行医疗鉴定的专家，往往并非是本院医疗工作者，甚至有可能是全国各地的相关方面专家。而且，通常情况下医学会是会对患者本人信息和医疗单位进行严格保密的。这也就是说，医疗专家鉴定组只是根据你个体目前所发生的病症，以及医疗过程中院方是否有过错进行鉴定。“所以，包括类似于发生在武先生身上的事情，完全可以通过卫生部门进行认定，之后根据卫生部门的调解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栾律师还提到，法律不会在事先就偏袒某一方，或者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目前国家卫生部正在探讨是否可以由退休医务人员、司法工作者来组成调解委员会，以求通过更加客观公正的角度还给各方一个“清白”。而且，根据目前国家卫生部的意向，这种调解还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卫生部在创建“平安医院”中也要求，今后各公立医疗机构还将统一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鼓励和支持其他各级医疗机构也参加到这一保险中来，以保险的方式来化解医患矛盾。

　　本版稿件由记者 田勇

　　实习生 李安凤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