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实用主义“维权”的困境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实用主义作用下，“医闹”成了一个新兴“职业”，而其“私力救济式”的实质反而被遮蔽。随着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这种实用主义“维权”将更加陷于两难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广东)
　　“终于解决了，”电话的另一端，律师张毅(化名)气喘吁吁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6万元，不闹了。”
　　张毅是广东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当地十几家医院的法律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
　　所谓“医闹”，就是用“闹”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张毅把“医闹”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患方家属自己闹；第二种是请老乡帮忙一起闹；第三种是干脆花钱雇人闹。最后一种就是职业“医闹”。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来看，‘医闹’属于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徐昕著有《论私力救济》一书。在他看来，“私力救济”，是指公民权利遭受侵害，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它是公民通过私人力量维权的一种方式——民工讨薪、民间讨债、私人侦探都属于“私力救济”。
　　“反正三五千块我们是不要的”
　　律师张毅说的“解决了”的“医闹”事件，是半年前记者亲历的一场“医闹”剧。
　　两个七八岁的小孩拉着长长的白布横幅，一南一北站在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门诊大门两侧。横幅上写着“还我爸爸、还我公道、给我伸冤”。一旁是孩子的妈妈，一个30多岁的外乡女子，身着白色孝衣，满脸愤怒。
　　横幅像封条一样，把医院大门紧紧地“封”了起来。在这个3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里，作为三级甲等医院的佛山市中医院拥有众多患者。接踵而至的患者，要么从横幅底下猫着腰一个个“钻”进医院，要么在保安的疏导下从其他入口进入医院。“医院怎么也不管管。”一个患者抱怨说。
　　医院并非像患者抱怨的那样无动于衷。院办的小潘担任“侦察”工作，她负责把事态发展第一时间汇报给医务科。下午5点多，身着孝衣的女子接完一个手机电话，突然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见状，小潘火速上楼，冲进科长办公室大喊：“又闹起来了。”
　　听到小潘的报告，医务科长张兆华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用颤抖的手指紧急翻阅电话簿：“赶快给律师打电话。”
　　张兆华除担任医务科长外，还是骨伤科主任中医师，每周出三次门诊。一个多星期来，他一次门诊都没出过。“整天缠在这宗医疗纠纷里，头都大了，哪还有精力给病人看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从湖南老家到佛山打工的王春耕，因发烧到佛山市中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感冒。第二天，王觉得病情没有好转，再次到医院就医。又过了一天，王还是觉得不好，在妻子王春花的陪同下继续到医院看病，排队交费时突然昏倒。他被送到急诊抢救，后又转入重症监护室。很快，医院宣布，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王春耕死后第二天，王春花和另外5个亲友找到医务科，指责医院诊断有误，要求院方减免医疗费，并表示“爱心”。医院当即答应免去王春耕3万元医疗费——医院是事业单位，国家没有处理医疗纠纷的固定拨款。鉴于目前医疗纠纷频发，一些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从自行创收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化解纠纷。
　　张兆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反复追问患者家属“爱心”是什么？王就是不说，最后甩出一句话：“反正三五千块我们是不要的。”此后，王春花再次到医院索要“爱心”，声称第二天要“采取行动”。
　　第二天上午10点，王春花果然带人赶到医院。两个孩子拉横幅把门诊大门拦住。王春花本人披麻戴孝，坐在大门中央的台阶上，边哭边喊，“还我丈夫、还我公道。”和她一起来的30多个人有的烧香，有的烧纸钱，有的跟着一起哭喊。还有几个男的阻拦前来就医的患者，“不看病了，不看病了，这个医院治死人了。”
　　院办的小潘一直在现场。她说，当时门诊大厅里烟雾缭绕，把医生病人熏得直流眼泪。她注意到，闹事者中有人不时打手机，不时有新人陆续赶到加入其中。很多人都操着湖南口音。她不知道这些人是否都是死者亲友，但她发现，跟着闹的人当中，有人有说有笑的。
　　对此次事件较为了解的律师张毅说，在广东打工的外乡人很多，大家平时凑点钱，节日期间一起吃吃饭、联络联络。谁遇到事情，老乡就一起上，大家称之为“同乡会”。在当地的很多医疗纠纷中，患者为了给医院施加压力，都找“同乡会”帮忙，来的人越多，医院压力越大，索赔效果越好。
　　前来助阵的人也不白干。一个在佛山市中医院跟着闹的年轻小伙，在当地派出所当保安，恰巧被前来维持秩序的派出所所长撞见。这个保安向所长承认，他和死者王春耕并不认识，但是同乡。叫他来的人说，跟着哭喊一天给50元，挥挥棒子给150元。
　　“得个感冒也会要命？”王春花坚持认为，医院对丈夫的死负有责任。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到卫生局和信访办告状，他们都不管。”
　　后来，死者家属向医院提交书面意见:赔偿50万元；负责夫妻各自父母和子女6人的生活费；安排死者妻子王春花在佛山市中医院工作。院方认为要求太高，只同意免去死者医疗费，并补助2万元。
　　此后，医院和死者家属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没人再去关心王春耕的确切死因。没有医学鉴定，没有尸体检验，唯一一份与死因有关的是一张王春耕的ct报告：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线性骨折。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患方为什么普遍不愿去做医疗鉴定？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刚刚完成“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课题研究的徐昕教授说，患者不信任医疗鉴定，主要是因为鉴定人与医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医疗事故鉴定权原由卫生行政机关行使，是“老子”鉴定“儿子”，现在移交至各地医学会，变为“兄弟”鉴定“兄弟”。“当事人担任自己的鉴定人”，不符合程序正义。